“钱学森不安”的背后

　　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回忆：在21世纪90年代，组织上打算给父亲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便于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散散步。可是父亲一再谢绝。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很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钱学森所谓的“我现在的住房条件很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曾有人说，钱老住在四合院里，可当他去世时，许多人到家里去悼念才知，他一直住在公寓房里，一直到去世。
　　既如此，钱学森怎会对自己换房“常常感到不安”呢？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住房条件很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作为领导干部，一旦脱离群众，便意味着自己高高在上，正在和已经失去与群众的联系；意味着自己今后将难以得到群众的信任，将更难以开展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呵。
毫无疑义，钱学森的这种出乎内心的“不安”意识，自源于其其作为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情怀、政治觉悟。他深知，自己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绝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高人一等的权利。自己只有看谈物质待遇，才能专注于科学院；只有不攀比物质待遇，才能不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只有与科技人员同甘共苦，也才能掌握领导科技工作的主动权，从而引导好、保护好并发挥好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在钱学森面前，有些领导干部该是无地自容的。他们“官”不大，架子却不小，享受待遇时高高在上，养身处优，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官僚主义严重。更有甚者，在功名利禄面前，在声色犬马面前，在花世界面前，经不起诱惑，耐不住寂寞，抵不住浮躁。在物质待遇方面，他们就是不与普通群众去比，而是热衷于与一些大款、老板们比，个别的不仅比工资收入，比房子、汽车，甚至比女人。无论是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还是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不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吗？这样的人，怎能不脱离群众而凌驾于群众之上呢？怎会在乎群众的利益而全心全意替群众排忧解难呢？又怎会有群众威信呢？
　　同样是党的领导干部，钱学森是因为与一般科技人员比怕自己有过高的待遇会因之脱离他们而心不安，有的领导干部则是因为与大款、老板比产生巨大心理落差而心有不安。两种“不安”的心理，自折射出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样是领导干部，谁最有人格魅力，谁最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答案不是昭然若揭的吗？
　　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人说过：“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在国务院工作时我是政府总理；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在群众中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周恩来之所以被誉“人民的好总理”，不就是因为他心里时刻装着群众的安危冷暖，一辈子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吗？不就是因为他用全部的心血实践入党誓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靠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服人的吗？领导干部者只有放下架子，深入群众，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坚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才能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并有威信做好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敬仰周恩来、钱学森等优秀领导干部，就是接受我们党理想信念和宝贵品质的精神洗礼。这样的仰望，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是思想同思想的交流，是脚步向脚步的靠拢。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保持敬畏之心，敬畏人民群众，敬畏手中权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淡泊名利、心底无私，时刻保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品质，则是共产党人必须笃行的庄严承诺，始终坚守人民公仆的精神高地。

                 摘自：《今日浙江》2011年第8期   钱江漫笔